朝鲜人惨遭杀害。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事后宣称,共有231名朝鲜人、3名中国人和5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处决,其中“本国公民多属误杀”。
但是,不仅那些犯罪事实纯属捏造,无论朝鲜籍、中国还籍是日本本国的被害人数,都被大大地缩水了。
那么,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?难道它仅仅出于裕仁的一个投机性手笔?大难来临之时,日本人为何如此冷漠?它的背后,包含了这个民族怎样的心灵密码?
一切可以追溯到103年5月22日。
那一天,在小城日光的华岩瀑布旁,年仅18岁的大学生藤村操削下一块桴树树皮,写出“岩头之感”后沉潭自尽。在后来轰传一时的这份遗书里,藤村操反复追问着人生的意义。他并且写出了自己的答案:“曰‘不可解’。”
他说,“我怀此恨而烦闷,终至决死”
不久,“烦闷”一词成为日本大学生最流行的词汇了。和“烦闷”同时出现的,则是“成功”。如果说,明治维新以来,日本以“脱亚入欧”、富国强兵为追求,几千万国民匍匐在这个目标之下,忍饥受饿、视死如归,从而缔造了“明治精神”的话,那么,从这里开始,这种精神不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灵角落,在纷纭浩荡、不断嬗变的市井间,渐渐滋生的,恰恰是它的反面。…,
与父辈们不同,新一代青年追求的“成功”,和国家无关。
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落幕,千万青年就生长着新的日本意识:大国地位已经实现,“现在该追求与国家目标无关的个人目标了”。
为此,他们刻苦用功、考入大学,并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;随即,他们步入公司、成为中产阶级,开始了效仿欧美的生活方式。
然而,这个人群是如此孤立:成为“新市民”、领取可观薪水的青年,实在是太少太少了;出身农村、或者家境贫寒的那些青年,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依旧是从军!
换而言之,他们不仅在观念上与父辈、与“明治精神”对立,他们在身份上也与自己的同龄人、特别是青年军人们对立。在一代人的身上,日本就分裂成了两个部分:一个是西洋的、城市的、中产阶级的和代议政治的,另一个则是东方的、村社的、赤贫农夫和天皇制度的。
与青年军人们相比,他们优越、富有学识、饱受社会青睐。以他们为载体,现代政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宪政运动。所谓“大正民主时期”,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产物。然而,这种代议制是如此可笑、如此浮光掠影,一如他们与日本社会的关系:从原敬内阁、高桥内阁到加藤内阁,日本的政党政治始终笼罩在古老传统的阴影下;几乎可以说,它不过是老人们特别是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恩赐。以几任首相为例,他们大多出身军人,只是在需要政党支持时,他们才加入了政友会或者宪政会。
所有这一切,都让青年们无比“烦闷”、始终烦闷。在他们的烦闷中,一个对抗的、分崩离析的日本出现了:尊王和攘夷、复古和维新、锁国与开国、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,乃至代议制还是军国化、战争还是和平旧的“明治精神”已经死去,新的大正信仰未诞生。这个分裂的、碎片化的观念世界,正是关东大地震的表情来源。
正如123年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顶峰、也是它的尾声那样,123年,日本站立在时代的夹缝处。
而在这个时候,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王恒岳也决定要给日本再烧上一把“火”了!
请收藏:https://m.lysh8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