志摩的一份功劳。
为此,徐志摩和邵洵美两个富家公子哥,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砸了进去,而且还雇佣保镖、东躲西藏。
就是在躲避日寇搜查的日子里,徐志摩和陆小曼终于彻底分手。陆小曼最终跟翁瑞午走到了一起,两人都选择留在大陆。而徐志摩则来了香港,并于1950年和张幼仪复婚,现在夫妻俩都是香港大学的老师,徐志摩教文学,张幼仪教德文。
至于叶灵凤,属于创造社的老人了,当年和郭沫若、郁达夫、田汉是文学阵线的战友。他跟潘汉年一起主编过《幻洲》,被禁,又主编《现代小说》,被捕。抗战爆发后,叶灵凤参与编辑《救亡日报》,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,一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。
相比起徐志摩和叶灵凤,徐吁的名气就要弱得多。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,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,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,结果却被困在上海。他靠卖文为生,花两年十年筹集路费,途经广东、广西一路前往重庆,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。
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“鬼才”,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,1943年最受关注的就是他的《风萧萧》。这部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的谍战小说,讲述了三个女间谍(国党、日本和美国间谍)之间的斗争。
描写谍战的《风萧萧》让读者耳目一新,当时是这样形容的:“重庆江轮上,几乎人手一纸……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。”不仅如此,这部小说还在中国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,即“后期浪漫派”。
在搬来香港之后,徐吁的创作生涯进入另一个高峰期,整个60、70年代,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物!
“四条!”周赫煊一张麻将拍出。
徐吁笑道:“老校长,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,让我吃也不是,不吃也不是。”
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,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,所以他称周赫煊为“老校长”。
“吃啊,送上门的还不吃?”叶灵凤笑道。
“不吃不吃,自力更生,摸牌要紧,”徐吁笑呵呵道,“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,坚决不吃嗟来之食。”
周赫煊乐道:“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长啊。”
“那帮绿背,就是该骂!”徐吁说着拍出一张牌,“九筒!”
“绿背文化”在此时的香港很流行,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。“绿背”之绿,是美元之绿,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“亚洲基金会”,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。
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,三餐难继,生活窘迫,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,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。其中张爱玲的《秧歌》和《大地之恋》,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,文学质量奇差无比,只为拿美元过日子。
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,都还坚持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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