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委。”
听到萨任上校对潘琴科的安排,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,至少他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,立马就感觉在心理上和他又亲近了许多。
“班杜林同志,”崔可夫又开口说道,“既然你和萨任上校认识了很长时间,能给我讲讲你对萨任的个人看法吗?”
班杜林爽快地点点头,说道:“可以的,司令员同志。反正我们还要做很长时间的车,就让我给你们讲讲我和萨任上校之间的故事吧。
1939年下半年,我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,我被分配到他的团里去任职。当时萨任师长还只是一名中校团长,对于他来说,我就是一个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没有战斗经验,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工人员,所以我报道时,他只接过介绍信看了一眼,便扭头问坐在旁边的团政委特鲁宁:‘政委同志,我们团里还有什么空闲的职位吗?’
特鲁宁还算友好,过来和我主动握手后,才回答说:三营刚补充完毕,缺一名政治副营长,可以让班杜林同志担任这个职位。
萨任同志听完,看了我半天,勉强同意了政委的提议。于是就这样,我到了三营担任政治副营长的职务。我到营里不到半个月,部队就被抽调到了列宁格勒,参与对芬兰的作战。
司令员同志,您应该知龗道,芬兰的冬季蛮长而严寒,风大雪多,气温常年在零下30~40度以下。战争爆发时,正逢全年中昼间最短的季节,漫长的黑夜极大地限制了我军航空兵优势的发挥。战争开始时正赶上一场大雪,战区积雪深达一米,给我军的行动带来了极大不便,却给擅长滑雪的芬军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。……”
崔可夫听到这里,抬手打断了他后面的话,有些不耐烦地说:“芬兰的地形怎么样,我们心里都明白,我曾经在苏芬战争中指挥过集团军。你还是直接说重点吧。”
“我们团的任务是进攻卡累利阿地峡的曼纳海姆防线,由于敌人的防线有完整的防御工事体系,它由纵深约90公里的3道防御地带组成。各道防御地带均依托湖泊沼泽等天然障碍物,构筑有大量永备发射工事和土木火力点,另有近千个地下暗堡,并以堑壕和交通壕相沟通。面对如今坚固又易守难攻的工事,我们团前后发起的几次攻击都没有奏效,反而伤亡累累。当一营二营的进攻再度受挫,被迫后撤的时候,防线上的芬军趁机发起了反突击,企图一举突破我军的阵地。就在这时,我带着新组建不久的三营冲了上去,和敌人展开肉搏近战,经过一番恶斗后,我们全歼了这股敌人。
当打扫战场时,萨任和特鲁宁来到了我们中间,对我们营所取得的战果大加赞誉。在这一刻,我才第一次看到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。经过这次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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