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海外其他岛洲移民填补空白的之后,以杂处混居的方式将那些原本被荒芜的土地,也给逐渐开发起来,而造就出一个个带有明显海外的聚落村邑。
虽然他们在劳动表现和创造价值上,并不见得比传统的唐人更有优势,但是胜在某种意义上的吃苦耐劳不挑食,服从性好而忍受力极高;在特定的环境下维持成本和管理投入更低,可以用来作为贫瘠荒芜之地的开拓先锋和慢性消耗品。
而在此期间,沿途报告上来的除了具体数据有所差别之外,基本是千篇一律或是大同小异的东西;
当然,这并不是官僚体系僵化和教条的产物,而是代表了地方某种相当平稳的日常态势,既没有大兴也没有大变,而按部就帮的渐进发展过程,这才是传统农业社会所最常见的,也是梦寐以求的年景。
得益于运河水系的配套灌溉和气候调节体系,淮镇治下这些年已经再没有听过,与气候有关大灾大害了,就算是早些年的淮河泛滥的大水,或又是后来肆虐两淮的蝗灾,对于淮镇重点开拓的核心区域,也未能造成实质上的影响。
在这种情况下,除了作物自然规律和周期,所造成年成本身有所丰减盈亏变化,以及一些周边区域灾害的连带波及之外,就很难对于淮镇治下农业生产的整体大势,造成明显影响和拨动了。
而且就算是这些因素同时发生了,在淮镇的组织效率和动员能力之下,很有大程度上被削弱和遏制,乃至将影响消弭于无形之中。
毕竟,在传统模式下的小农经济生态固然是相当脆弱和听天由命的。
但是如果换成了强势政权,在执行力和组织效率下的宏观调控手段,以及最大优化后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生产模式,再加上初级工业化所提供的工具、技术和生产资料,等方面的辅助和反哺,那就会在多重加成的相互连锁作用下,完全变成另一回事了。
就算是过去的经济模式下,一个政权或许需要相对平稳的三到五年时间,才能积攒下一年之粟,而且还伴随的是对民间穷尽搜括所造成的一系列附带后果。
故管子曰:粟行于三百里,则国毋一年之积;粟行于四百里,则国毋二年之积;粟行于五百里,则众有饥色。
但是如果加上种子工具肥料等先进技术变革,所带来的各种农业增产,以及物流输转和粮食保存加工等方面的一系列加成之后,那就完全可以用突飞勐进的完整代差来形容了。
就算是遇到了同样的天灾**,也完全可以用更有效率的运用社会资源和宏光计划内的调配能力,将其影响和破坏性削减到最低程度,或是控制和仅限于特定的范围内;
而不至产生类似大灾之后必有大疫、大灾之后必有大乱之类,一连串彻底失控的连锁反应和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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